“纪念中国财税改革30年”座谈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传纶在会上发言，原文摘录如下：

　　感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我对财政税前线治理的情况了解的不是很多，我做了一些准备。我看了看贾康同志写的财税30年。

　　第一点，我觉得我们这个财税工作改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成绩都很大。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哪一个措施都离不开财政税收工作的支持。我想我们经济工作中比较大的改革，比如国有经济、国营经济，从原来的效率不大、负担很重的状态，经过改革，相对状况有所改观了。如果没有财政上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我说一下银行，银行在很长时期，他们的资产负债状况是很差的，很多银行不良资产占的比例很大，现在银行状况比较好了，怎么能够改善呢?他们有其本身的改进措施。刚才说到财政支持，投资减少了它的负担。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觉得没有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支持经济工作的改革过程中，财税本身制度、体制、机制都有一些进步，我觉得这些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我现在能想到的主要是三类：一类是公共财政体系的框架逐步建立。第二类是我们税收制度能够改善，而且能够逐渐趋于完善。第三，我们分税财政制度，就是我们讲的财政体制开始走上轨道了。这三方面现在看起来都是有成就，但是问题留下来不少。而且还要不断地改革。这种情况是十分正常的，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

　　我先讲公共财政的框架。公共财政的框架经过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家逐步的讨论也在逐步改善。公共财政框架可以说初步形成了。我们明确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和提供，这是财政必须承担的义务。同时我们也明确了在公共财政体系建立中，应该把一些市场经济所能解决的问题留给市场，公共财政能够解决的问题应该由财政本身来解决。这个方面，目前很重要是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了一个政府和市场如何关系合理化的问题。

　　我们曾经受到过一些影响，在西方公共财政中，往往是从市场经济这个角度看。就是所有市场经济能供应的物品和劳务，都应该是市场来控制。举一个例子，最近一个时期，有人说，灯塔不是非要由政府来办，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灯塔这一类原来必须由公共财政来解决的问题，可以由市场来解决。据一个很实在的例子，这种实例反映一种思潮，公共财政的作用，公共财政的功能应该限制在市场经济过程中起作用范围内，这种认识我认为是全面的。经过我们二三十年时间，公共财政能够起的作用和功能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关于公共财政的问题，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共识，凡是市场经济能够办到的事，政府不要去代替它。另外，另外市场经济也不应该拒绝政府的参与或者干预。至于二者如何结合，应该通过实际的情况来解决。这一点我们就认识的比较清楚了。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税收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城市工商税制度的改革。我想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在1979年我参加了一次财政部门的工作会议。当时请了一些律师，他们受投资者的影响，到中国来探讨投资的环境，他们提的第一个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的风险。后来说怎么解决这个风险问题。就是外商企业所得税制度出台了，他觉得解决了。他说政府征收所得税，而且外商企业和本国企业都要征收所得税，这就表明你征税以后，剩下的是我的了。这和我们历史上讲的土地私有制的确定市由什么东西确立的?就是马克思讲的，当你征收税以后，留给你的就是你的。所以健全的、很明确的工商税制不是对我们开放政策的障碍。在1979年、1980年初时我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当然不是说完全赞成我们的所得税制度。他前提是，你征收所得税，我就放心了。然后所得税征收的规律是什么?税负轻重如何?和国际上比较怎么样，和国内比较怎么样。他们有一个很清楚、很规范的比较合理的税收制度。不管是流通所得税、还是财产所得税实际上是我们国家能够开放、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的比较好的社会制度。这是有必要的。

　　第三点，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我们通过很复杂的过程，最后在90年代我们通过分税制建立了一个完善的财政体制。这个问题本来是政府来做的。刚才他们说，税收的问题改革以后能够基本上大家都满意，或者各方面都满意，这确实很困难。我就想到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大家多清楚，听说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所以有一个名字叫财政联邦委员会，它强调地方财权大一些。可是现在看有两个问题，从美国的税收发展历史来看，美国已经成立了联邦合众国的宪法，首先在财政上确立了取消禁止邦和邦之间的内部措施，既是联邦合众国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取消内部措施，不能容忍各方面的措施。后来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发展，然觉得中央这个联邦政府财力不足。所以在上个世纪初期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它主要是由所在国征收税要向全国范围内征收所得税，可是这和美国的宪法是冲突的。所以为了这点，美国宪法做了修正案，允许联邦政府向全国范围内(大概有50个州)可以征收个人和企业所得税。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革。原来是分权。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改革?是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的需要。财政体制的问题是跟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状况、经济发展有关。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财政体系在当时改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但是这样一个改革，它不可能，就在当时也不是很完善，更何况随着现在的发展。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财税改革30年做了很好的工作，特别是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我们来做。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政策。现在我们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西方国家有一些说法，他说，你们的财政政策是不是主观的确定，因为在西方国家，财政和经营结构是分不开的，有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就是说你的经济工作要按规律办事，不能按某个人，或者少数人主观判断来做事。比如说税收、财政、收支平衡，这是规律，你不能够改革这些问题。货币的供应量和经济增长量相符。我觉得目前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觉得无论是国内各个方面，无论是国际上对我们这样一个财政政策采取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我现在提出来，现在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可是确实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财政这样的政策能不能有持续性的，不断地持续增长。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般的债务、赤字来判断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不是正确。现在来看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必须依靠财政上积极的政策来确定，认真考虑今后一个时期它的持续性会有多大问题。这应该超越了赤字的比例，债务占GDP的比重，更远一点考虑，我们这样积极财政政策措施对我们国家的有形资本、无形资产、今后收支状况有什么影响。这样的政策是必须实行的。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讲这个问题是我自己的看法，供大家研究。财税体制改革是好的，路子走的是对的，但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