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2日18:03

　　人民网北京12月12日专电　“纪念中国财税改革30年”座谈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何振一在会上发言，原文摘录如下：

　　我有幸参加财政改革这个过程，也见证了30年财政改革的成就。

　　我想中国仅就财税改革来说，也不是短短几篇文章能说清楚的。应该说是在中国财政发展史上或者说在世界上创造了奇迹。很多老部长都说得很详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具体讲了。

　　财税改革环境大概有四点：一个是经过一系列的艰苦改革、有效的改革，整个这个过程越来越和我们财政、和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体系。从咱们这些年来财政的增长速度就可以看出来。我这里有一个数字，由于财政改革给市场经济发展，给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体制制度各方面的保证作用，推动经济持久高速的发展。反过来由经济持续的发展、高速的发展也给财政的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这些年来它表现的我们的财政和经济是双双高速增长。从GDP来说，从改革到2007年，2007年整个产值比改革前一年增长了将近68亿，而财政是从改革前一年到今年估算了一下，大概增长了54个亿。所以两个方面都是同步高速增长。说明财政和经济关系理顺了，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点，财政、税收，财税改革在中国的城市改革中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发挥了突破口的作用。同时，进而起了铺路搭桥的作用。这一点应该说在中国的30年财税改革史上特别浓抹重彩的一笔。最初，财政是从我国百废待兴的时期起步，财政收入又很少，当时的情况下，财政先走一步，而且采取放权让利的措施，这需要非常大的胆子。刚才讲了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可见财税工作的艰辛。但是当时勇敢的迈出了这一步。

　　第三点，到2006年就基本初步建立了公共财政的框架。公共财政从计划财政转化为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后来起名叫公共财政，实际上要多方面的改革，实际上核心、最基础的东西就是财政角色的转换。从计划经济范围转换到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范围。第二运行机制的转换。从仲藜部长到财政部主持工作，1992年财政理论界和财税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事实上向市场经济转换，那时就开始抓财政转换工作，找了各个财政理论的专家，大量进行宣讲。继而到1994年配套体制和税收制度，到后来实际预算管理体制全面改革。由于这些改革，到2006年，我认为基本建立了公共财政的框架。这应该说在财政改革体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四点，党的十六大三中全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以后，整个财税部门又转换了改革的理念，转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道路上，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最近报纸报道了很多。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财政雏形已经显现。如果讲这30年比较大改革，应该是这个方面。

　　至于经验，更是丰富了。给今后的发展带来丰富的经验。但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总结，可以总结很多有益的经验。到目前总结30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理论界应该加强财税改革所需要的基础理论。而且这也是多年改革一个重要经验。什么时候理论能够和整个改革提出的同步或者前瞻一点的发展，这个改革就相应顺利一些;什么时候滞后了，就代表很多意见的分歧，一直到政府已经改了，大家意见还不一致。但是总的来说，我感觉30年来，我们财税理论研究常常时时处于落后状态。到今天，我感觉更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比如，刚才几位部长谈了1994年的分税制。分税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也带来现在的一些问题。原因在哪?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没有很好把中央各级政府的事权，实际上就是政府各级职能的责任分清楚。但是当时是没有条件的。理论上没有说清楚应该是怎样，没有任何一篇理论文章可以把它说得很详细、很周全，都是笼统的。细化研究不够。再加上当时的条件有限。特别是我们中国，我认为现在世界各国能够借鉴的还是很少的，因为我们政体不一样。所以我们理论必须拿出适合中国的事权理论。因此带来什么问题?1994年也不是没有划，它划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是按照咱们的基数来算的。当时是划清的，但是是静态划清，动态是什么?所以一动起来就出问题了。出现问题就表现出中央财政不断地调解，所以不断转移支付，越来越加大中央财政的压力。因此，这个体制不能稳定。刚才说，如果农业税再征收，最后在体制上，分税制就没有按税种划分的问题了。原本含义的分税制，今天已经不是了。为什么?我觉得主要是没有划清责任。所以转移支付才搞这么多项目。那么多项目、那么多领导，原因就在这。所以现在要规范，要分清责任。时间的关系，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来源：人民网